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法上的信息自决权并不认可将单一的个人自治做为权利的终极目标，而是将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等价值均纳入了宪法保护视野中。
比如北威州的《一般山岭法》规定了矿藏所有者对于地皮的优先购买权，因为该地皮对于矿藏企业的运营是必要的。[25]当前，德国学者普遍将制度理解为一种规范集合，比如Abel认为，法律制度是法律规定的集合，它不仅是个别的规定，而且是相关法律领域起控制作用的结构性原则。
保障的不仅仅是制度的存在，更多是制度的基础和特征，后者是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典型的和本质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核心，即首先针对生产资料，其次防止出现剥削。基本权利形成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区分一直是基本权利教义学上的难题，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否认这种区分必要性的观点。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22]同时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利形成具有部分的重合性，[23]比如婚姻家庭、（私有）财产、合同被认为既是基本权利，又是法律上的制度。
[27]既然制度性保障旨在保障一种规范集合，既然规范与权利之间存在区别，自然不能与旨在形成一种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形成相等同。因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在宪法文本中并非显而易见的，而是要通过解释来推导。由此，才又把民法典编纂提上日程。
梁慧星：本法在制定当中，法人的分类争论最大，多数学者的建议是分为社团、财团。那么，发生一个问题，本法与哪些法律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本法和物权法、侵权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收养法、继承法构不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不构成。一般人格权是德国裁判实务的发明，其他一些国家就干脆把一般人格权作为法律上的规定，我们的一百零九条就是一般人格权。我注意到一些新闻报道里说民法典的分编，这种说法不准确，应该叫分则编，《民法总则》是总则编。
这一点非常重大，标志着我们引进的西方法律制度已经进入我们的社会，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运作，开始生根，开始生长。我这里，学生已经准备了一些问题，有一些我就不问了。
判决书当中证据不足的意思究竟是说原告要求变更的证据不足？还是本案符合可撤销的欺诈、胁迫的证据不足？分不清楚，反正是用了一个证据不足。所以一百一十二条可以说是身份权，身份关系上的权利，因为《民法通则》用了人身权这个概念来涵盖。梁慧星：关于法源的规定，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是指法律的渊源，它是大陆法体系里一个特殊的概念。在关于《民法总则》的专家讨论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同志在致辞时提到，要叮嘱民法教授依照《民法总则》修改教科书，要贯彻国家的意志力。
法理能不能用？关键在于审判庭的法官，如果法官抠条文，则不太可能适用法理。对于法庭来说，作出一个撤销的判决，恢复到双方订立合同之前，对法官非常方便，对当事人也方便。钟瑞栋：好，谢谢，谢谢梁老师。抗战胜利之后，随院长一道被派去台湾接收台湾的法院，台湾那些地方的法院他接收了大部分，并在台湾签署了中国人民法院的第一份判决书。
为什么很多律师从来没有鼓动当事人要求变更呢？因为他知道，即使法院支持了变更，对方一定缠讼不休，何苦呢？所以说，总结了司法实践裁判经验，最后把欺诈胁迫、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意思表示不真实法律行为的效果，统一规定为可撤销，把变更删掉。除了第十章、第十一章没有什么问题之外，我想前面的每章都至少提一个问题。
后来对台湾二二八运动的镇压，引起当地老百姓的不满，他就回来了，回到大陆在大学当教授，很年轻就当了副教授。本法变更了公司法很多的内容，本法是新法，公司法和本法不一致时适用本法，这就是新法改变旧法的原则。
（掌声） 我们的讲座是这样的，先请梁老师给我们讲一下《民法总则》制定的背景、过程和意义等，然后进行解答。现在公益诉讼在我国还不成熟，只有少数地方的人民检察院进行提起公益诉讼的试点。梁慧星：关于代理，有个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处理和间接代理的关系。所以，1925年我们有一个民法草案，这个民法草案，它又有很特殊的地方，虽然没有正式通过，但是它已经发给各地方法院参考，并且指示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当中，把草案的内容作为法理引用，可以引用，但不是作为正式的法律条文。主张规定间接代理的是当时的外经贸部，现在已经不在了，现在叫商务部，当时是外经贸部的条法司司长，还有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他们主张一定要规定间接代理。走向共和之后，我们又在北洋政府时期，继续进行民事立法。
这就标志着，中国的民法承认了间接代理。是谁决定要加上它？当然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决定的。
但美国没有人格权的特殊类型和一般人格权的概念，美国就有一个隐私权，美国就用一个隐私权把所有人格权的范围都涵盖了。现在的条文上讲到了成年监护制度，为他指定监护人，而且在他智力正常的时候，还可以自己通过书面形式指定监护人，叫意定监护。
这样的规定，有极重大的意义。理论上，教科书会讲出很多理由来，但实际上的理由是，别人都是社团、财团，包括德国、日本、我国台湾，为什么我们不搞社团、财团？我们为什么要搞一个营利性、非营利性呢？这个问题一直都在争论，关键在于别的国家的民法典不规定公法人，就在这一点。
现在的条文，仅有侵害英烈人格这第一个要件，没有造成近亲属精神痛苦这第二个要件，另外加上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要件，因此不属于私诉，英烈的近亲属不能行使诉权。《民法通则》在后，所以规定的多一点，但是再多也完善不了，总会有新的套不进这些特别人格权。在清朝的时候，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成为世界上比较贫弱的国家。法工委的副主任张荣顺，在民法典编纂小组协调会议上，宣布了这个决定。
法律不仅拘束当事人双方，更要首先拘束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加上去？是因为它有重大的意义，负有重大的使命。
比方说原来买房五千块钱一平方米，现在涨了要求变更，变更到1万或者2万，满足原告的要求，而且支持你变更的主张，同时又不同意原告变更到2万，给你变更到1万5，又凭什么呢？这就很难办。十、诉讼时效的效力 钟瑞栋：第十个问题，第一百九十二条关于诉讼时效效力的问题，原来的规定是诉权消灭说，第一百九十二条变成了抗辩权发生说，这个改变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如何理解？ 梁慧星：诉讼时效这部分变动非常大，但争论最多的是一般时效期间是三年还是五年？一百九十二条中，诉讼时效届满，是权益消灭、诉权消灭，还是抗辩权发生？现在改为抗辩权发生。
所以大家注意，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答记者问的时候，讲《民法总则》对人格权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已经实现了全面保护。这就是关于《合同法》的争论难以达成一致采取的一分为二的办法。
在《德国民法典》就有特别人格权，类型比较少，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上也有这些特别人格权。但是这样规定，附加上一个变更效果，就导致了理论上的冲突。我有一些当律师的朋友，我问他：做了二十几年律师，你向法院起诉，主张过变更没有？他想一想：从来没有。回过头来，现在第一百八十五条已经获得通过，成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我们就应该研究如何通过解释使其得以实施？如前所述，构成侵害英烈人格的侵权责任，是两个构成要件，属于公益诉讼，而不是私人诉讼。
成年障碍者，难以处理个人的财产和一些人身问题。在现实当中，一些姓名、肖像、个人的形象等都有巨大的价值。
今天，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梁老师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所以他还可以为我们民法学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个等字首先就是指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为胎儿做继承人或接受赠与是普遍的情况，而遭受损害是以受损害为前提，更特殊一点，没有把它明示出来，用等来暗示。
四、法人的分类问题 钟瑞栋：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法人的，这次法人的规定有许多创新之处，因为时间所限我就不多说，有一个法人分类的问题，《民法总则》中基本上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但是又在第四节中设了一个特别法人，特别法人基本属于公法人居多。我们当年就规定了20年这个客观期间，但过去没有充分重视它，因此法官很少适用，并且这个20年期间最后还加了一个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这是对法官的一个很大的授权。